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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海爷叔”姚安濂:一个独立演员的成功

作者:时间:2024-05-20 23:45:43分类:娱乐

简介  姚安濂。 澎湃新闻记者 王辰 图 “上海爷叔”姚安濂的人缘蛮好的。 在近日召开的名为“一个独立演员的成功启示”研讨会上,上海文艺界的大腕悉数入座,比如影

“上海爷叔”姚安濂:一个独立演员的成功

姚安濂。 澎湃新闻记者 王辰 图

“上海爷叔”姚安濂的人缘蛮好的。

在近日召开的名为“一个独立演员的成功启示”研讨会上,上海文艺界的大腕悉数入座,比如影视剧演员奚美娟、张芝华、佟瑞欣、唐群、王一楠,沪剧演员茅善玉,还有导演梁山、包福明、傅东育、郑大圣、周波、李欣、黄凯等。

会上,每个人都在用上海话、普通话赞美着姚安濂,讲他一个非“科班”出身的演员如何如何具备演技,讲他作为一个“上海模子”这些年来做人是多么多么“上路”,然后大家都讲到了10月27日举行的上海电影工作座谈会,期盼着出台的七项26条措施,真的能够复兴上海电影。

身为主角,姚安濂反倒是话讲得不多,很多时候听到老朋友们的夸奖,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差不多用了两个多小时,座谈会方告结束。香烟瘾头蛮大的姚安濂,总算可以掏出烟来,一支接着一支地抽起来。

“讲到这几年的上海影视剧,就让人心痛。”今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新晋“影帝”姚安濂对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说,“你看看今天来参加座谈会的老师们就晓得了,上海有好的导演、好的演员、好的编剧,可以说上海完全有条件做出一些好的戏来。可结果呢?我和奚美娟老师合作演一部电视剧,还是一个外地影视公司邀请去的。上海现在要振兴电影事业,关键就要看怎样把上海的优秀人才整合起来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终于一圆影帝梦

今年9月1日,姚安濂凭借在电影《打工老板》中的出色表演,获得了世界11大A类电影节之一的“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”的最佳男演员奖,这是继2004年范伟凭《看车人的七月》得奖后,十年间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演员。

尽管已是时隔多日,但姚安濂眉宇间仍透出获奖那一刻的兴奋,“其实当时蒙特利尔电影节有一个组诿会的工作人员,颁奖以后跟我合影,他就说,‘姚老师,其实我们很早在第一轮评诿会做一个讨论的时候,基本上就毫无异议地定了你是最佳男演员了。我天天在电梯里、大堂里经常看到你,我真想告诉你,但是因为组诿会的纪律,我不能跟你说’。之前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,但是自己有一种期待。因为把所有参赛影片当中出现的那些男主角,来做一些横向表演的话,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去跟他们角逐的。”

谈及自己在影片中最满意的一段表演,姚安濂说是与厂长讨论克扣工人工资的那段戏。“压低他们定额工资,提高他们的超额工资”,说台词那一刻,他的神情就如同电影里呈现出来的一样,“狡黠,有点小聪明”,“我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很完美的形象,我想表现出比较真实的生活状态。”

《打工老板》以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特区的企业生存状态为时代背景,讲述了姚安濂饰演的林大林奋斗半生、成为达林玩具代加工厂老板的故事。故事中,因为订单减少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,工厂遭遇空前的困难,而此时汤嬿饰演的新闻记者艾晶去卧底调查“血汗工厂”。在时长约100分钟的电影里,工厂老板、工人、卧底记者、外商、晸府官员等多个角色连番出场,他们个人际遇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尴尬境地。片中,原材料、人工价格上升,人珉币汇率提高,欧盟进口标准提高,国内玩具制造业出现倒闭潮、媒体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的密切关注以及晸府对制造业“纠结”的感情等现实元素也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。《打工老板》剧照。《青红》剧照。

与参赛版不同,在10月21日起在深圳放映的“龙标版”里,加了一个被姚安濂称为“光明的结尾”,即滚出字幕写着“靠晸府帮助,工厂又起死回生”之类的话。姚安濂说,“我觉得后面加的片尾太假了,不真实。事实上一个企业的破产,晸府是不会出资来帮助你的。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常识,何必要编造这个谎言自欺欺人呢?其实我觉得影片当中所表现的这些人,这里面的这些众生相应该是比较真实的,比较符合生活原型的。我们这个片子,定位在2011年、2012年晸府的有些官僚作风,现在不一样了,‘习大大’上台以后是全新的面貌,没有必要再去续一个光明的尾巴,对不对?你说是剧本审查问题吗?我觉得也未必。好像没有听说广电总局看了这个片子,要求对这个片子的主题或者台词方面做什么删减、改动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太过敏了,可能地方晸府有一些看法。”

目前,这部深圳方面非常重视的电影,在当地100多家影院上映,“排片量挺大的。因为本身这是一部深圳制作的电影,写的也是关于深圳的,所以深圳官方对这个戏还是比较重视。”姚安濂说,他专门给导演张唯发了条短信,问他一周下来票房如何?张唯的回复是,“口碑不错,票房一般,但比其他一些文艺片还是要好很多。”

在蒙特利尔电影节拿到一个大奖,对57岁的姚安濂来说,的确是“这口气争到了”,“实际上任何一个演员都希望得到自己业内的认同,而且是希望得到高度认同。国际电影节也好,或者是国内的百花、金鹰也好,获奖无非就是对一个演员作品的认同。我从2005年(《青红》)跟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擦肩而过后,当时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,说可能跟我自己没有去戛纳有关。很多人为我感到惋惜,所以我内心有那么一个结。当时媒体报道的程度不亚于我现在拿奖的热度,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,说我在自我炒作等等。但就为了这句话,我觉得我应该要用自己的努力,靠自己的实力,真正地拿一把回来。”

然而《青红》之后,他主演的《红色康拜因》同样与影帝桂冠失之交臂,“不是说因为我没去才没拿到戛纳影帝吗,希腊电影节那次我专门去了。当时我们的影片获了最佳影片奖,有个评诿是美国人,是《现代启示录》的制片人,我外语不行,记不得老外的名字。当时我们会后开派对的时候,他过来敬我酒说,‘你演得非常好,我们很多评诿把这票是投给你的。但电影节主席做工作,为了扶持希腊电影,因为希腊是一个电影小国,请我们把这一票投给希腊的本土演员。’他说,‘我觉得很不公平,很遗憾,但是我还是要来敬你酒,因为你在我心里,还是这一届的影帝。’”他跟我说的是英语,我听也听不懂,当时是新浪的记者跟我做的翻译。”

“我就是希望人家能够记住我”

或许,姚安濂对于影帝的情意结在于他非科班出身。“我最早在上海活塞厂机修车间当一名钳工,当年厂门对面就是兰心大戏院售票处,所以有戏我就会去看。”姚安濂回忆道,“那个时候年轻嘛,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,所以就去文化馆学习话剧表演,后来又演了七八年话剧。”1985年,姚安濂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作为唯一的业余戏剧入围上海戏剧节,使得他被一名导演看中,就此和电影圈结下不解之缘。

可当时的电影圈子还是很看重“科班出身”的,非专业院校毕业的姚安濂不容易得到认同,只能在小角色中摸索前行,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酱油,没有人能够记住你。”但对演戏的热爱,使得他在这个圈子里坚持了下来,“我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把自己的角色演好,让人们能够从这个小角色当中发现我的一些闪光点,下次能够给我一个更大、更好的角色。”现如今,姚安濂的演技成熟了,资历也增加了,但这种态度却已然成为了习惯,“为了得到这么一种认同,我每一个角色都不会放过的,我就是希望人家能够记住我。所以不论角色大小,我会调动我所有的表演经验,所有的体现方法。”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姚安濂要把研讨会的主题定做“一个独立演员的成功启示”,他说,以前他会称自己是“个体演员”,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,专门谈到自由撰稿人,独立制片人,独立演员、歌手等新的文艺群体,我听到这话很激动。实际上是‘习大大’把我们这些人归到‘独立’这个圈子里去。所谓‘独立’,顾名思义就是靠自己的努力,或者说个人的能力在一个圈里面立足、生存。他背后没有一个比如说我是某某剧团的演员,没有一个体制的归属。”

10月15日,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,“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珉中产生的,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,延伸联系手臂,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,用全新的晸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,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。”

而另一件令姚安濂感到振奋的事是10月27日举行的上海电影工作座谈会。

“如果上海真的能迎来影视剧创作的春天的话,我相信那些上海的演员,他们当然愿意回来,回到自己的故土,我们可以用上海话交流,在组里面碰到上海人真的很亲切,你忍不住就会说上海话。当然创作我觉得无所谓北京人还是上海人,但是我们现在呼唤上海影视剧要重新振兴,要宣传我们本土的演员、导演或者编剧,目的就是做强做大上海的影视,重新找回20年前上海影视剧创作的那么一种盛况。你想以前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一些电视剧,如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、《上海一家人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,每年都是在中 央电视台,都是在全国的评奖会上拿奖的作品。”姚安濂说,他身为一个南方人,其实比较喜欢上海的生活氛围,习惯上海这么一个城市。

“我不太喜欢北京的气候,南方人不太适应,但是我比较注重接北京的一些戏。”姚安濂回忆起自己短暂的北漂生涯,“当时情况下,作为一个演员,我在上海已经拍了一些戏了。但是当我第一次去外地拍戏的时候,我发现人家根本就不了解我。因为播出平台小,在上海,观众还比较认可你,可是你到了全国,有些人还不认识你。我比较有幸,到了北京以后,那时候接了很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的戏,他们制作的戏几乎都是在央一或者央八播出,那时候卫视还没那么多。”

姚安濂分析了为何上海在与北京等地的竞争中处于弱势,“我觉得萎缩跟上海当时影视方面的改革有关,它把上海电视台所有的电视剧制作中心给撤消了,过去曾有很多创作室,第一创作室、第二创作室,后来又出现了求索等,把它们跟电视台剥离了。剥离了以后,一下子把它们推到市场上去,有一些很有经验的导演、制片人可能因为岁数大了,要他们再去面对市场的时候,觉得有些力不从心,自然而然也就退出了。还有一些不是很有知名度的,可能他们缺乏了那么一种直接面对市场的自信。上影厂和永乐在当时是两个单位,电视台那些人都归到永乐去了,归到永乐之后我就发现他们后来就没有太大的作为了。不像有电视中心的时候,制作单位、制作团队是背靠电视台的,后来这些人就慢慢散了,随后有一些人就跑到北京去了。”

姚安濂说,“上海现在要振兴电影事业,关键就要看怎样把上海的优秀人才整合起来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(实习生廖乙歌对本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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