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，是武汉更不容易避免最初的错误和混乱，还是西方国家更不容易避免呢？答案显然是前者。对武汉来说，新冠病毒毕竟是全新的疾病，对它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出问题，首先有一个科学层面的局限。而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站在中国肩膀上的，而且武汉封城又是对这种病毒不可控危险的震耳欲聋的宣告。
武汉封城时，美国只有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英国的确诊病例是零。尽管不排除一些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已经进入了欧美社会，但他们无疑是少数量的，是完全可以及时筛查出来并且从容应对的。除非美国在这之前就存在大量病例，那里的确混淆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。
1月23日以后，中国形成了湖北战场和全国战场两大战线，我们一边探索，一边上演了全国其他省区市对新冠病毒的围歼战。西方国家如果参照了中国从广东到黑龙江任何一省的做法，都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清理掉国内零星的感染病例，确保疫情不在本国大规模暴发。
然而那些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，不是一两个例子，而是它们的集体陷落带给了中国人一份原有反思之上的更大反思。看过去两个多月，有无数角度和线索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，然而那个最强大的事实铸成了一个引力越来越强的重力场，迫使我们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它在重塑我们的思想方式。
疫情仍没有结束，中国与外部世界形成日益强烈的反差。这个反差不是侥幸出现的，它有着强烈的制度性基因。我们前所未有地发现，中国的毛病真的有很多，但这个国家在维护人珉的根本利益上又是那么坚决、靠谱。我们对问题的批判实为国家和珉族上进的自我鞭策。是的，自我鞭策很重要，但原则是，我们不能把自己抽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