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老讲“文明型国家”，如我们经常讲的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，这几乎是我们这样的大国特有的。世界上多数国家人口不超过两千万，它们事实上只有一方，没有八方；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，虽然有八方，但是这个八方没有互相支援的传统，没有这种文化，也没有这种制度安排。我们之所以讲中华文明是很现代的文明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有“八方支援”的制度安排。换言之，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，既是传统的又是十分现代的。
主持人：尤其当我们不断地讲发展创新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稳定的来源，也是我们爱好和平、保卫和平的来源。我们现在也知道不少的板块也有区域协调发展，或者区域的一体化发展，像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些借鉴的地方？
范勇鹏：我觉得何老师讲到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很多方面是非常独特的。那么它背后的这个特殊性，其实和普遍性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。有些东西可能在过去是我们极特殊的一些方面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它可能会具有越来越大的普遍性。
比如农耕定居文明，它爱好和平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？我辛辛苦苦攒了点粮食，我不希望别人来抢——它又不像那些游猎、游盗、游牧文明，你一打我，我跑了，农耕文明跑不了——最后采取的办法就只能是我变得越来越稳定、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强，我要自己能够生存下来。这就形成了一种和平的传统，包括物质文化生产的这种长期的积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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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起来好像我们这个历史很独特，其他地方不好复制，但其实你想想，进入现代社会，基本上国家、人口、城市都进入到了定居状态，所以中国古代的这种定居性，在今天恰恰变成了人类普遍的一个文明的特性。
主持人：对，您刚刚说到文明，我们说文明的力量之深刻、之深远，它不是割裂的，不是说我们谈文明的时候就只是在谈文明、谈硬实力的时候就只是在谈硬实力。我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硬实力？是因为有文明在这里头做内核、做基底，所以当辐射和平力量和希望的时候，周边国家、更广泛的区域都能感受到。
刚才勇鹏老师在演讲当中还说到一个点，说和平跟宗教宽容很有关系。我们观察世界上很多热点地区，往往就是在宗教宽容这个问题上一直有矛盾、摩擦，有很长的历史积怨解决不了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怎么来看？能借鉴到什么？
张维为：我觉得恐怕有两点。一是前面勇鹏提到，我觉得挺重要的，就是一个文明大到一定的规模，它一定是已经内部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宗教整合，要么实现了晸教分离，要么宗教变得更加容忍。
此外，你客观地看世界历史，中国和欧洲或者西方晸治文化的最大差别就是宗教文化。我们的宗教文化是儒释道互补，我们的宗教包容性比西方的宗教文化要大得多；西方都是一神教的文化，就是只有一个上帝，你不信我这个上帝，你就是异教徒，所以欧洲历史相当程度上就是一部宗教战争的历史。
为什么中国崛起是一个“文明型国家”的崛起？背后和这种传统很有关系。当然，虽然我们的宗教文化更加容忍、更加包容，但我们也强调一点，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晸治，宗教就是一种信仰、一种生活方式，我们不允许宗教晸治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