邱叶没说出来的话是，她知道妈妈一定会有新孩子，请她那时候不要忽略了哥哥。
邱叶陪妈妈住了一夜。在母亲的臂弯里，她很想撒撒娇，却忘记了怎么撒娇。她追忆孩童时候的温暖，感到越来越远。
那是她迅速长大的一夜。
妈妈离开后，邱叶拆开了哥哥的信。信纸包着一张大头贴，照片上梳着整齐头发的英俊少年，迅速撵走了邱叶脑海中那个耷拉着脑袋、总是心事重重的毛头小孩。信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很丑。她印象最深的话，是哥哥问她那条狗还在不在。她扑哧一笑，哭了起来。
后来在回信中，她附上自己抱着小狗的大头贴。她问哥哥，如果有一天小狗不在了，他会不会伤心。哥哥的回复让她泪目：“只要你在就好……”
后来，小狗意外死了。邱叶把狗埋在镇外的河岸上，放了一块木头牌。过几天再回去，木牌被拔掉，小狗的尸体飘在河边的水坑里，发了臭。
她难过了很久，但没把这件事写在信上告诉哥哥。
小学结束的那个暑假，爸爸带着一家人南下千里，来到了武汉，在武昌老区安了家。邱叶成绩还不错，被本地一所中学接收，成了一名借读生。爸爸说，上学的事情是弟弟的舅舅帮忙办的，告诫她要刻苦读书，别给他丢脸。
邱叶点头，心里却并不情愿。过去，爸爸所做的每一个和她有关的决定，从来没有事先和她商量过，连虚情假意地征询意见也没有。连这次被带离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，她事先也毫不知情。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爸爸行李箱里的一个物件，可以被随意挪动摆放，而不必考虑她的感受。她怀疑爸爸并不爱自己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责任。她甚至想，如果没有她的存在，爸爸和小妈一家三口，会不会过得更开心。
自从邱叶了解到爸爸曾经在小妈的兄弟手下打过工、现在又在小妈的支持下来武汉做生意，甚至连他们所住的房子都是小妈娘家的赠与后，她在小妈面前就开始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，觉得连身上的衣服和享用的食物，都像是小妈的施舍。
可邱叶做不到用亲生女儿的目光仰望小妈，也就难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恩惠，更无法像以前那样，用冷傲的姿态抗拒她的使唤。
有了弟弟以后，小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照顾她的情绪了。弟弟已会走路，正是调皮难带的时候，小妈的精力被耗得一干二净，纵是偶尔对邱叶关心一下，也是两句话不离自己那个有本事的兄长——“你可要好好学习，舅舅托了好多关系才把你送进学校……”
每次听见这样的叮嘱，她就感觉脖颈上压着一双无形的手。
更难以启齿的痛苦，是来自本地同学的排斥和嘲讽，本地孩子都讲武汉方言，她听不懂也不会讲，没有人主动和她交朋友。同学们很快就知道了她的借读生身份，那时候她还很胖，脸上一热就会红，“猴屁股”和“土肥圆”的外号不胫而走。
这样的羞辱，伴着邱叶度过了两个学期。14岁那年暑假，邱叶在公交车上认识了几个同样是外地借读生的女学长。那一年，爸爸忙得很少回家，小妈把弟弟交给娘家照顾，也开始了工作。没人管的邱叶跟新朋友们学会了抽烟，喝酒，还打了耳钉，往腿上绣了和女学长一样的文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