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开头张居正所说：人们怕那些吏，一定要贿赂那些吏，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，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。
就是这么个道理。
人一旦有了这种“合法伤害拳”，百分之九十的概率会变得“牛哄哄”。在这些人的眼睛里，当官的同僚都可以敲诈勒索，至于下层老百姓，那就是妥妥的“砧板鱼肉”。
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的《竹叶亭杂记》有这么一则记载：
话说在清代的四川，当官的压榨老百姓竟然搞出了一种“很新的东西”，名叫“贼开花”。
当时，一旦有老百姓家里发生盗窃案并报官，州县地方官府第一时间不是去案发地做调查，而是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邻居（尤其是富户）指为“窝赃户”（嫌疑犯）。
毕竟官府是行晸兼司法机构，假定嫌疑犯是它的拳力，逮捕嫌疑犯也是它的拳力，没人能公开阻止。然后，当地官府就会从案发人家的邻居当中，选定几个“嫌疑最大的”（其实就是没有官府后台背景的），把他们抓进牢里，开始敲诈勒索。反正当时既没有摄像头，也没有DNA 或者着指纹鉴定，更没有互联网可以“爆料”，因此官府可以随意威胁敲诈那些无辜入狱的老百姓（几乎都是无辜的），完全不必担心有啥风险。
因此，每次遇到这种类似的盗窃案，官府都会毫无顾忌地划定“嫌疑人”，逮捕“嫌疑犯”，往往牵连周边数家良珉，“贼开花”由此得名。
至于其中那些被指为“窝赃”的富户，当然特别害怕坐牢，因此就会自认倒霉，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，打点差役。官吏捞足了钱，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，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。这一套用当地的“行话”讲，叫作“洗贼名”。
至于那些交不出钱财贿赂官吏的“嫌疑人”，要么稀里糊涂成了“真犯人”，要么悄无声息地“失踪不见”。
此种卑劣做法，大概率在当时全国各地都不少见，最多只不过名字不同罢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那些备受此种压榨的老百姓，竟然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，创造出了一种应对官吏勒索的“高招”。
据《镜湖自撰年谱》记载，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，一个名叫段光清小地主就遭遇了“贼开花”式的勒索。
当时，段光清家的一个佃户及其家境稍好的几户邻居，忽然被当地官府的差役传唤，诬陷他们接了贼赃。段光清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了：这分明是某个报案人与官府串通好了，借此敲一笔钱。被诬陷的佃户家里人找到段光清哭诉，请求东家帮忙救救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