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害者家属把怒火发泄到张玉环母亲张炳莲和妻儿身上。“来我家抢走粮食，往房子里扔石块，一块就砸中了我的头。”宋小女回忆，为了躲避报复，她听了婆婆的话，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娘家。年迈的父亲已经由哥哥们轮流赡养，她和儿子便随着父亲在各家“流浪”。
“杀人犯家属”在村里像过街老鼠。宋小女昔日最要好的姐妹见到她都会扭头绕行。实在难过时，她会独自跑到山上哭一哭。
在南昌打工的两年，歇工时宋小女就往省公安厅、晸法诿、法院跑，不认识路只能打车，她心疼“花了很多冤枉钱”。
为了省钱，坐在出租车里，她老远就开始张望单位名字，看到后立刻要求司机停车，她自己走过去。
一次，工作人员被她问烦，说“一个女人家，这里跑那里跑，难道家里没有男人了吗？”
“我家的男人一个8岁，一个7岁，可以吗？”宋小女说。
张宝刚记得兄弟俩和母亲去申冤的经历。母子三人走累了坐在马路边上，边歇脚边吃东西，有人路过，把钱放在他们面前。
有时在家里她会忍不住边哭边发火，“放张玉环出来，让我进去，我们换一下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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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玉环被逮捕的第一年，宋小女带着孩子随父亲在哥哥家吃住。她变得敏感，总觉得哥嫂吵架与他们母子三人有关，“家里都有孩子要养，谁家能多添3张嘴。”
他们搬到张玉环的大哥张珉强家住过一段时间，嫂子帮她置办一个小菜摊，但因为宋小女心里装着事，卖菜时总倒找人家钱，这个营生也很快结束。
等到第二年，宋小女随返乡招工的亲戚南下打工。她第一次经历与孩子的骨肉分离，忍受“锥心的疼痛”。从1994年到2002年，母子三人团聚的时刻屈指可数。
打七八岁起，兄弟俩经常要凌晨三四点起床跟着张炳莲下地干活，按时令种水稻、芝麻、花生、玉米，“田里的水没到大腿”。张炳莲舍不得用除草剂和肥料，自家地里的玉米秆比旁人的细了好几圈，祖孙三人每天都要去地里拔草。
除了干不完的农活，张宝刚和哥哥经常受到欺负，在张家村“没有一个朋友”。张宝刚见过有几个小孩把哥哥按在地上打，向他嘴里塞牛粪让他咽下去。
宋小女的弟弟宋小小告诉她，村里有人说，两个孩子这样都不死，“是老天都嫌弃，不肯收他们。”
兄弟俩淘气或偷懒的时候，没少挨张炳莲的竹竿。张家门口有一棵“祖传的树”，张玉环的弟弟小时候挨揍后爬上树睡，后来轮到张玉环的儿子。再后来，猪圈、菜地他们都睡过，“像两个野人”。
兄弟俩几乎没穿过新衣服，裤子是捡来的，挂着补丁。饿肚子时靠红薯黄瓜和野果子充饥。学校组织打疫苗，需要要交钱的那些，他们一针都没打过。
他们不会和母亲提起这些事，“因为提了也没用。”张宝刚回忆，“她很久才回来一趟，也只待一两天。”
“哪个母亲听了不心疼？他们兄弟俩吃了多少苦。”二儿子12岁时便跟宋小女去西安打工，15岁时独自去广东闯荡。宋小女愧疚当年没有能力让两个孩子多读一点书，但是她没办法。“不打工，3个人饿死，出去打工，我们还有条活路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