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矿灯没电了，他又从矿上带来嘎斯灯，尽管比煤油灯亮，但是屋太小，气味太大，呛得慌，后来就没再用。那盏嘎斯灯，前几年还在老房子里。
海叔常年有病，但从没把自己当成病人，跟男劳力一样干活，一到冬天就跟着生产队里出去打河工，挖泥抬土样样都干。农忙的时候，他就帮着没有劳力的人家干农活，冬天农闲就帮着别人到济宁八里庙拉稻草。
拉稻草是个很苦的活，我也跟着海叔拉过几次。去的时候空车他就拉着我，回来的时候都是他驾车子让我拉偏绠。每次都是夜里两点多钟就从家里起身，因为走公路太远，就从程楼过泗河去济宁。
那时泗河上没桥，要从河滩里趟水过去。冬天河里结冰很厚，要先推着地排车把冰捣碎，再趟水过去。买好稻草回来更辛苦，一辆地排车俩人要拉500多公斤，到了过河的时候，已经负重走了几十里路，累得筋疲力尽。
北风飕飕，河水刺骨，腿像被割刀一样疼，上了岸腿麻得不能走路。海叔都是给我使劲揉搓腿，然后我们吃点凉干粮继续走。
其实拉一趟稻草，累整整一天，比在家附近最多能省20多块钱，那时候大家都这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。海叔常说，没有吃不了的苦，只有享不到的福。这话我始终记着。
海叔是个乐观的人，他不懂音乐，但他有一件乐器，是一支箫。不知道是洞箫还是南箫，也不知道是G调还是F调。他不识谱，我也听不懂他吹的什么曲子，反正他遇到高兴的事，就吹上一阵子，那悠扬的声音非常悦耳。他烦的时候，也吹上一会儿，那声音听起来苍凉。尤其阴天下雨，没事的时候，他坐在床边，一吹就是一上午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。海叔没文化，身体也不好，依然在家种地。有几个30多岁的光棍汉在外面挣了钱，回家娶了媳妇，海叔对我说他也很羡慕，可是他没钱，也没房子，年龄也大了，也没人给他说媳妇。
90年代初，我调到济宁工作以后，家里老人相继去世，留下了间旧屋也没人住，我就让海叔住到了我的家里。他除了种地，还学会了修自行车，但不专业，总是修不好，也没挣着钱，还挺累。
后来，我在城里发现修鞋这个活很好，就专门回家一趟，让他转行修鞋，还让他拜了个师傅，很快就学会了。我帮他买了砸鞋的工具和缝鞋的机子。那时候一个乡里也没几个人干修鞋的，即使有也穿得脏兮兮的。
他去镇上出摊之前，我专门给他了一件黄色的军褂，买了修鞋用的围裙，穿的很整洁，还显得非常专业。他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，生意很好。
他修鞋非常认真，一针一线都很仔细，砸的鞋掌既耐磨又结实，焊接的塑料凉鞋从来不再原处断裂，价格十分便宜，有钱没钱都给修。凭他的技术和实在劲，方圆十里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，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他是当年修鞋的名人。
海叔每次来济宁买材料，都从家里给我带点青菜，有时还专门带点微山湖里的鲜鱼。我每次都在黄淮宾馆的食堂里，打两份他最爱吃的荤菜，买4个卷子，让他吃饱喝足再回家，走的时候还要给他带上两斤玉堂酱园的豆腐干和咸菜。
一晃几年过去了，海叔修鞋挣了点钱，买了长虹牌彩色电视机，买了永久牌的自行车，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，还买了一副带金边的墨镜，并且镶了一颗大金牙，一笑就闪闪发光，露出满脸的幸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