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七十年代没有化肥，种地只能靠农家肥。一到夏天，家家户户都在猪圈里沤绿肥，两三个月有机肥就沤好了，挖出来用小车推到村头再捂上半个月，就可以交到生产队换工分。挖粪坑是个力气活，且又脏又臭，我们家和前院的烈属焦奶奶家都没有劳力，这个活每年几乎都是由海叔帮着干。那时候帮着干活不像现在要给工钱还要管饭，就是白给帮忙。
每到那天，俺娘会蒸上一锅小麦面掺玉米面的馍馍，海叔干完活，就把热馍馍端出来让他吃。他每次只吃两个馍馍，喝上一碗白汤，再让也不吃了。其实他并没吃饱，只是想给我家节省一点。
1969年冬天我考上了初中，家里姊妹多没地方住，我父亲找到海叔让我跟他一起住，他一口就答应了。他家在我家的屋后，那时村里凡是拆了老屋，都要按规划给个新的宅基地，不论老宅子大小，一律给个10米宽、15米长的院子。
海叔家的老屋也快塌了，就拆了在村南头建了新房子。老院子暂时没规划，就空了下来，留下了一间4平方米多点的锅屋没拆，屋很矮，也没窗户，房顶熏得黢黑，泥挑的土墙也坑洼不平，下大雨时还经常漏雨。
就是这间锅屋，成了我们爷俩的住处。海叔专门脱了一些土坯，垒了一个放煤油灯的台子，再放上他的一个小木箱子，可以在上面放书写字。他还用土坯垒了一个床帮，里面塞了很多麦秸，上面铺了一个草苫子，再铺上苇席，就是爷俩的地铺，也就是床，屋里也就没大有空啦。
床上没褥子，一床破被子一盖就是一冬天，被子上有逮不完的虱子，春天暖和了拆了被子就当被单子盖。夏天满屋蚊子，冬天滴水成冰，床底下还有老鼠。
这间小屋成了我青春记忆里最深刻的地方，也成了我初中、高中一直到当珉办教师居住和晚上学习的地方。海叔常说，要想有出息，就要好好学习。你看看咱庄上那个谁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啦，多厉害……
海叔平时不大喝酒，有时抽颗烟，烟瘾不大。有一个冬天的晚上，他让我早点睡觉，说出去有点事，晚回来一会儿。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回来了，坐在床边上吸烟，还骂骂咧咧的。
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有人给他说媳妇，让他买了两盒白莲烟，在大队部门口等了半晚上，小闺女终于来了，穿着花棉袄，围着红头巾，个头挺高。见面后媒人说：“人你也见了，如果感觉可以，过几天请吃顿饭再说吧”，带着小闺女就走了。
海叔人实在但并不颟顸，他想，见面的小闺女怎么连一句话也没说，他下意识地回了回头，看见那个小闺女把胳膊搭在媒人的肩膀往前走。他转过身急忙向前跑了几步，借着朦胧的月光一看，原来是邻村的二狗子装女孩骗他的。他大喊一声，摸起砖头就砸过去，吓得媒人和二狗子撒腿就跑。他说，我没追上他俩，要追上非得劈了他们。
那一夜海叔翻来覆去没大睡好，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相亲，也是我见他发脾气最狠的一次。
早晨上学没有钟表，要听鸡叫的声音，一般鸡叫3遍就胧明了，海叔就喊我起床。再不然，有月亮的时候看月亮地，阴天下雨就凭感觉。
快考高中的时候学习紧张，海叔怕我迟到，决定买一个小闹钟，可那时候根本就没钱买。他就去河堤上采了好多次蒲公英和益母草，攒多了到公社药材站卖了10多块钱，又步行30多公里路，到济宁小闸口典当行想买个旧的小闹钟，可是店里就只有几个大座钟和一块旧怀表。
